1916年5月12日，上海汉口路挤满了汹涌而来的市民，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挥舞着手中的钞票和存单，高喊着要求兑换银子，局面极为杂乱，濒临失控。此时的上海已经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中外钱庄银行林立，但发生如此规模的挤兑现象并不多见。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为了风暴的中心，被推到了生死生死的边缘。事情何以如此？这还得从去年年底开始说起。

01整整五个月前的北京，一意孤行的袁世凯，在众人的攀龙趋凤之下，举行了弘大的祭天登位仪式，终于登上帝位，改号洪宪。袁世凯登位局面确实做的很大，但银子也着实花了不少。光定制的两套龙袍，就用掉了60万两银子，整个“大典”的用度竟高达2000万两之巨。

这让原来所剩无几的国库雪上加霜，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弄钱！这成了袁世凯和他的财政总长梁士诒的燃眉之急，不仅关系着国家的运转，也关系着袁记帝制能否维持下去。但此时国家的关税险些都已经抵押给了各国列强，各省的税收也都大多被各地军阀独霸，上缴中央的寥若晨星。

靠出卖铁路、矿山权益向外国银行的乞贷，也屡遭海内舆论的强烈阻挡，希望颇为不顺。想弄钱，谈何容易？梁士诒帮着袁世凯掌管钱袋子的梁士诒，终于想出了一个措施。

他把眼光投向了自己所能掌控的中资银行上面。其时中国有两大中资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由清朝户部改制而来，隶属财政部；另一个是交通银行，1908年由其时在邮传部任职的梁士诒主持开办，今后交通银行也一直由梁士诒独霸，而且日后在民国政坛上还形成了一股以梁士诒为首的政治势力，人称“交通系”。使用这两家中资银行，梁士诒令它们开始滥发钞票。很快两家银行在市面上流通的钞票总面额凌驾了7000万元，而库房里存放的银子却只有不足2000万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还在越拉越大。

这使得两家银行，以致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埋下了极大的风险隐患。通过简朴的算术我们就可以发现，只要三分之一的人拿着钞票到银行集中兑换银子，这两家银行就会无力兑付，从而宣告破产。说到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那时的钞票跟我们今天日常所使用的的钞票是大不相同的。

其时中国接纳的是“银本位”，中央政府也没有刊行统一的法定钞票，市面上流通的钞票都是各家银行依托自己的库银储蓄来刊行的。民国八年交通银行哈尔滨分行刊行的钞票不仅各家银行自己刊行钞票，而且同一家银行的总行和分行也都可以各自刊行，好比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和上海分行就各自刊行自己本行的钞票。一般人们把在北京的各家银行刊行的钞票称为“京票”，而把上海的各家银行刊行的钞票称为“沪票”。这些花花绿绿的各式钞票同时在市面上流通，至于老黎民愿意使用哪家银行的钞票，很大水平上就得看哪家银行的信誉更好了。

钞票之所以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其价值正是基于它拥有兑换出银子的能力，而“银子”才是真正的硬通货。如果钞票一旦丧失了它这种兑换的能力，那么它险些就等同于一张废纸了。而维持钞票这种能力的，完全在于银行的信誉，以及钞票持有者对于银行兑付的信心。随着市面上流通的钞票越来越多，已经大大超出了两家银行能够兑付的底线，一场庞大的金融风暴正在悄悄地酝酿，即将彻底吞噬掉这场金融游戏赖以维持下去的两大基础——信誉和信心。

02历经战火而破败不堪的北京城墙，早已抵抗不住外国军队的入侵，同样也阻止不了城内消息的外泄。到了1916年的5月初，两家银行钞票巨额滥发的消息从北京城内逐渐传开，北京、天津这两个北方最重要的都会里的黎民连忙开始挤兑。但那些提早探到内幕消息的官商老爷们，抢先从银行兑了银子，纵然兑不了的，也把商店里的货物抢购一空，横竖就是要把手中的钞票赶快出掉。

两家银行完全蒙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挤兑风潮，眼看透产在即。在没措施实时凑齐足够兑付的银子的情况下，北京政府终于亮出了杀手锏。5月12日，北京政府正式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及其在全国的所有分行，一律克制现银兑付。

所有库存银两，一律封存，不得兑付，以备中央政府随时挪用。而且严令各地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得违抗。消息一出，举国沸腾。远离京城的上海普通市民还被蒙在鼓里，现在如闻惊天霹雳，三五成群地蜂拥至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要求兑付手中的钞票。

于是，就泛起了本文开头所形貌的那一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司理宋汉章和副司理张嘉璈，两人刚刚接到北京总行发来的停止兑付的下令电报，望着窗外蜂拥而来面带恐慌的人群，眉头紧锁，进退维谷。宋汉章（左）和张嘉璈（右）听从总行的下令，那么银行的信誉便会一落千丈，中国银行或许在上海的金融界再无驻足之地，两人多年苦心谋划的心血也今后付诸东流。若坚持兑付，一方面要负担起违抗总行下令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得想措施赶快筹齐库存银子的不足。

宋汉章和张嘉璈思虑再三，最终决议以一个职业金融家的操守，担起这个责任，违抗总行下令，为市民兑付，至少保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转头再看宋汉章和张嘉璈两人在其时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决议，不禁感伤万千。正是他们两人顶住压力，坚持操守，担起责任才保住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保住了中资银行以及那一批中国早期职业银行家们最后的脸面。正是生存了在上海的这点种子，厥后中资银行才有了在外资银行林立的上海滩与它们竞争、一决高下的资格。

03他们商议决议，只要市民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刊行的钞票，一律足额兑付。刻意虽下了，但摆在宋汉章和张嘉璈眼前的难题并没有解决。其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刊行的钞票有400万元，而库房只存有200万元的银子。虽然情况比全国稍好，但仍有200万两的差额。

当务之急是要想措施补足这笔差额。宋、张二人凭着多年在上海金融界打拼的人脉和脸面，从汇丰等英资银行借到了200万元。有了这笔资金之后，两人心里就有底了。开放兑付的第一天，市民险些挤爆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宋、张二人为了向挤兑的市民显示本行银子储蓄富足，特意将从汇丰银行借来的银子，雇人一箱箱从银行正门抬进来。第一天顺利渡过，到了第二天，挤兑的市民稍稍少了些，而银子依旧一箱箱被抬进来。一天又一天，宋、张两人天天亲自站在银行门口，跟前来挤兑的市民们悄悄相互较着劲。

终于，这家银行储银富足的消息在市民中逐步传开，市民对银行的信心也逐渐回来了。最后，竟然泛起了兑换了银子的市民又把银子重新存入这家银行的情况。至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乐成地将这次潜在的“金融危机”化为无形了。

事情到这里只是讲到了问题的一面，就是银行与挤兑的市民之间的心理较量，而问题的另一面，宋、张二人与北京总行之间的较量，越发显示出他们二人智慧与盘算。财政总长梁士诒下令克制兑付的同时，还责令他们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址，从租界搬迁到华界南市内。

这样做的目的十明白显，就是要让上海分行挣脱租界的执法，从而能够让北京更好地控制。一旦宋、张二人违抗下令，总行能将他们就地革职换人。晚清时期上海租界内的“会审公廨”法庭为了敷衍北京的这一招，宋、张二人想出了一计。

他们私下找来与之相熟的上海各中资银行司理，请他们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名义，把自己告上租界“会审公廨”法庭。根据上海租界的执法，在诉讼期间，被告公司不得抽调资金，也不得更换司理人。有了这样一层掩护，宋、张二人纵然果然违抗了北京的下令，北京政府也无法将他们革职核办，才得以让他们能够正当地坐镇指挥，从而平息这场风浪。

虽然上海在宋、张二人的巧妙部署下平稳渡过了这场风浪，可是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域，却在这场风浪之中遭受重创，钱币体系深受攻击，中资国有银行的信誉也险些濒临破产。“京钞”逐渐被人弃用，而“沪钞”日益受到追捧，全国的资金纷纷流向上海，使得上海全国金融中心的职位进一步获得了增强。04这次波及全国的“金融风浪”发作后不久，1919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之声中因病去世。

酿成这场风浪的罪魁罪魁——梁士诒也遭到通缉而逃亡，宋、张二人厥后不仅没有因为违抗下令而被追责，相反还获得了北洋新政府的重用。宋汉章随后担任了第一届银行公会会长，还开办了中国保险公司，今后还任中国银行总司理等，一生投身银行界。

而张嘉璈在风浪事后很快被调入北京，担任中国银行总行的副总裁，在时任财政总长梁启超手下，实际主管着全国财政。关于张嘉璈的身世值得再多说两句。

他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兄妹共12人，其中一半成了上海滩以致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其中有两位我们比力熟悉，一个是他的二哥张君劢，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另一个是他的二妹张幼仪，她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不外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却是民国才子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在张嘉璈的主持之下，逐步壮大的中国银行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一战竣事后，德国战败，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吸收了“德国总会”在上外洋滩的大楼，中国银行在这栋大楼的基础上建起了自己的总部大楼，至此中资银行也有了能够在上外洋滩与外资银行比肩的资本和能力了。今天上外洋滩的中国银行大楼今天我们闲步在上外洋滩，依然可见那栋魏然耸立的“中国银行大楼”。

它不仅见证了上海发展为全国金融中心的艰难历程，同时也诉说着近代中国早期一代职业银行家的奋斗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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